前几天，我与几位老友偶然相遇，聊起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但并不觉得很遥远，仿佛就发生在昨天。特别是谈起“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仍然心潮起伏。现将几个小故事献给大家。

“傻小子”逛故宫

我很幸运，1963年春调入原迁安县委当交通员。那一年调工资，我每月从27元调到30元，属行政26级。当时的县委书记王耑工资调到行政13级，每月142元。按规定高干要配私人警卫，组织部选了几个书记都没点头，说看上小杨了。从此我当上了县委书记的私人警卫员。打那时起，我与书记基本是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出门时我是前边别个撸子（书记的），后边挎个匣子，肩上背个“马三八”（步枪），坐着迁安惟一一辆吉普车，真的感觉很神气。1963年秋，书记去北京看病，我和县医院的张延孚大夫陪同。住进前门的一个旅馆。办妥后，我向书记请假出去转一转。前门大街人山人海，车水马龙。忽然眼前一亮，呀，大鼻子！因我是第一次看见外国人，觉得太新鲜了，便紧追不舍。过了天安门广场就是故宫，我花了五分钱买票进了故宫。忽然又眼前一黑，前面又是一群黑人。前面引路的是周恩来总理！我太幸运了，第一次进京就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在太和殿前，总理和那群黑人站队要照相。外宾照完相继续游览，我又随着外宾游览。到了钟表陈列室，我被挡住了。两个便衣挡住我厉声问：你是干什么的？我回答来北京玩。便衣又问：为什么总跟着外宾，我说第一次看见外国人挺新鲜。我被两个便衣搜了身，没发现可疑就开始教训我：“不许再紧跟着外宾了，不然就将你拘留起来。”这下可把我吓坏了，连忙说：“是，是，再不跟了。”得知此事后，书记边笑边教训我：“傻小子，净出洋相，真给我丢人，以后不许你一个人上街了。”此行我和书记在京8天，张大夫提前回迁，到处讲我在北京的“光辉”事迹。

晚上偷偷吃喝

1964年秋，我随着王耑书记一起到抚宁搞“四清”。培训后，进驻抚宁留守营区前韩家林村。工作人员开始吃派饭，上级规定要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纪律非常严格，鸡鸭鱼肉都不准吃，生活十分艰苦。一天书记对我说：“我可挺不住了，你快想办法呀。”说着，从兜里掏出一把钱。我心领神会，骑车就进了抚宁县城。猪肝、肺、蹄、拆骨肉、白酒买了一大包。晚上大门一关我们俩就开始吃喝，真是太香了，从此我们就吃完再买，买了再吃，可是有时在屋里开会，有人说：有人喝酒了。书记瞅瞅我，我学会编瞎话了，嗓子发炎，用酒精消消毒。

“走资派”彩排批斗会

1967年，“文化大革命”不断深入，一大批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派”。县委书记王耑、县长燕石、副县长董澄芝、公安局长雷其昌等十多个“走资派”集中居住在县委后院。各单位轮流召开批斗会，每天如此。我负责看管他们，怕他们出意外。有一天，我巡逻到“走资派”的屋外，听到里面很热闹，扒开窗一看，里面好像在开批斗会，“走资派”们轮流站在前面，其他人喊口号：打倒王燕董雷！文化大革命万岁！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时我推门进屋，问，你们干什么呢？一个“走资派”回答：为了批斗会开得好，我们在彩排呢，我一听也乐坏了。此时，屋内充满了欢声笑语。

心灵手巧的县委书记

王耑个头不高特别胖，他有一手精湛的木工手艺，1968年10月成立革命委员会，党政一套班子，成立革委会要召开庆祝大会并且游行要制作四块大标语牌用人抬着游行。标语牌要用木头制成艺术字，每块用4个人抬着。谁会制作呢，把木器厂厂长找来交代任务。可是厂长回去开会问谁会做，七八十人无一回答。这可把革委会办公室难住了，我把此消息透露给了王耑，他说我可以试试，这一艰巨任务就落在了王耑头上。几天功夫就做成了。大伙一看，37个大字真是太漂亮了，召开大会时人见人夸，王耑的手艺因此出名。他利用剩余木头做了一些小锅盖、小板凳、马扎子，让我送人，我送给造反派头头，他们都十分高兴，说王书记真是心又灵手又巧。可是没得到的一个人有气了，说走资派还在走，这是拉拢腐蚀革命干部。第二天我又送他一个他再不说了。从此，批斗会不开了，这些“走资派”也先后平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