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2月18日上午,迁安大礼堂门前彩旗飘飘、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海如潮,各级领导、各地来宾、各单位代表欢聚一堂,共同参加迁安撤县设市隆重庆典。当国家民政部负责人宣布,“经国务院决定,撤销迁安县,设立迁安市,归河北省管辖”的批复后,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从此迁安在历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16年来,迁安在历届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钢铁迁安、中等城市”,“魅力钢城,绿色迁安”方针的正确指引下,市区规模不断扩大,市政建设日新月异,财政收入不断翻番,人民幸福指数成倍增长,一个环境优美、人与自然和谐的新型城市正在崛起。回顾16年前,撤县设市的工作历程,心怀感慨,难以忘怀。
县委、县政府授命
撤县设市,是迁安64万人民的期盼。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县委、县政府就开始操办此事。撤县设市属于区划变动,而区域工作又属于民政工作的一部分。县委、县政府、县民政局此前也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是,遵化县、丰南县比我们起步晚,结果撤县设市却走在了我们的前头,按照区域规模、经济状况、城区非农业人口比例,我们都优于他们。问题出在哪?引起了当时县委、县政府领导的深思。在此之际,我于1995年3月21日到县民政局工作,3月23日在人大述职后,县委副书记、县长付文才将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连海同志,这次调你到民政局,你的主要任务是撤县设市。并非我这个县长非要当市长,而是遵化、丰南都实现了设市,我们当然也不能甘于落后。民政的具体工作,大事过问一下,日常工作就放手让副局长们干,你的主要精力放在撤县设市上,遇到什么困难,及时汇报。”当时我虽然满口接受了任务,但是心中没有底。对我来说,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民政局迅速成立了由局长、一名副局长、办公室主任三人组成的撤县设市小组,专门负责具体任务。从此,走上了长达18个月的撤县设市之路。
领导重视 亲自出马
当时县委、县政府对撤县设市工作非常重视,不但及时听取了我们的工作汇报,对于遇到的困难,也在第一时间给予解决,而且指明今后的工作重点,使我们办事组的同志跑着有方向、有劲头,也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尤其是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关键时刻亲自出马,更让人信心大增。时任县委书记的刘仲贺同志曾带着我们去省政府找到常务副省长陈立友,当面汇报迁安经济发展状况和撤县设市的迫切要求,又领着我们去国务院秘书一局,向吴局长介绍情况。时任县委副书记、县长,后来任县委书记的付文才同志,亲自参加《中国社会报》创刊10周年活动,并向社长、总编辑汇报了我县人文、地理、经济状况、社会进步等情况。时间不长,《中国社会报》在第二版以整版篇幅介绍了迁安,为撤县设市增强了舆论氛围。时任县长、后任市委书记的阚友合同志,去省民政厅亲自汇报。记得在省民政厅招待晚宴上,民政厅长尹文儒风趣地说:“阚县长,你看这么办行不行,你们县能近期达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全覆盖、保金达到800万元,我亲自将撤县设市的批示给你们送过去”。虽说是一句笑话,由于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各镇乡和民政系统的努力,在1996年初,收缴农村养老保险金近1200万元,促进了民政工作,为全省带了个好头。时任常务副县长的雷勤同志,也分别带领我们进京赴省,直接找到国家民政部办公厅主任,并促成其来迁安实地考察。在1996年春节前夕,县四大班子主要领导第一站就去民政部拜年,国家民政部分管区划工作的副部长李宝库给予了热情接待,县四大班子主要领导汇报我县的实际情况和撤县设市的请求,李副部长表示支持。
部门协同 积极配合
撤县设市在当时是全县的中心任务,人人关心、八方支援。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更是竭尽全力。记得县委办两次起草《迁安县人民政府关于撤县设市的报告》都是现在的市委秘书长田立生动笔,并向唐山市政府公办厅有关领导打招呼,使报告能顺利通过唐山市政府向省政府转报。我们始终按照这条主线开展工作,以便尽快取得省政府向国务院和民政部的报告。县统计局为了准确地提供有关资料和数据,不辞辛苦。记得有一次我们从北京晚上11点赶回县里,就是要弄清城区非农业人口的数量及占全县人口的比例,次日早8点前还要赶回北京送到民政部。统计局的同志们从睡梦中被叫到局里,查找汇总,工作了两个多小时,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依据。县财政局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对撤县设市的经费给予了充分保证,尤其是对车辆的维修费、燃油费、必要的招待费更给予了及时报销。
外地迁安人热情帮助
从1995年起,河北省范围内除我县申报撤县设市以外,另有石家庄地区的正定县、秦皇岛市的山海关区,分别申报撤县、撤区建市。据了解,他们的条件也不次于我们,尤其是他们在中央和省的人脉关系比我们县优越得多。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多走一条路。那就是寻找迁安在外地工作生活的人员帮助。当时任解放军总后副政委的许胜中将,受县委领导的委托,曾找到过民政部主管救灾救济工作的副部长范宝俊,介绍迁安的情况。我们也曾找到唐山市粮食局已退休的副局长、我县沙河驿村人李翠,他在西藏工作时曾是阿里地区的粮食局长,而时任民政部长的多吉才让是阿里地区的一把手,两人关系密切。于是利用晚上时间,他领我们到北京翠微西路部长级住宅区,见到了多吉才让部长,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对我们的到来表示理解,按照民政部的办事规则,部长只接待地区以上的民政局长,接待县级局长已是破天荒了,若没有老同志的引荐,几乎是不可能。更应该提到的是,潘营办事处管辖的孙庄村的孙堂,他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65军宣传部长,38军政治部主任,后任24军政委,少将军衔。因为他和65军组织部长,后转业到民政部任区划司长的靳尔刚,不但感情好而且关系也不一般。但是,如何能联系到他呢?电话联系不上。我正在北京犯愁时,司机郎军说,不用愁,到我老首长家,用他家的电话准能联系上。他的首长是已离休的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郎军曾给他开过车。电话打到38军值班室,说孙主任正在定州114师搞军训。于是我们早上三点半开始往定州赶,到定州找到114师师部,因为我们谁都没见过孙主任,见面也不认识。正在想办法时,见从北院招待所往南院礼堂走过来一伙军人,其中有四名警卫战士簇拥着一位体型较胖、白脸庞、慈眉善目的大校军官,我想可能是孙堂,但不敢冒昧。后来向一位上校军官114师装备部长寻问,他说方才进去的就是孙主任,当他知道我们是孙主任老家的人时,表示愿意通报。结果孙主任推迟了培训授课时间,到招待所接待了我们。当他明白了我们的来意后,当即用毛笔蘸墨在顺格的书画信笺上,给靳尔刚司长写了一封长信,详细介绍了迁安的情况,恳切的要求靳司长帮忙。除省政府的报告文件之外,这封信也起到了主要的作用。可不巧,靳司长正在中印边境勘界,晚上我们到其家,将信交给了其爱人石明明(公安部医院大夫)。半个月后,司长回来的第二天,把我叫到区划司说:“小局长儿,今后你也不用跑了,10月底或11月初准给你们批复。”说这段话的时间是1996年7月9日。这时我们心里才算真的比较有底了。
小组人员的辛苦
民政局负责撤县设市具体工作的3人小组,在18个月的时间里,往返北京、石家庄无数次,汽车里程表显示83700公里,平均每天160公里。为了赶时间、争速度,多次进京,去省都是3点出发,那时没有高速路,顺102国道,正好赶在上班前几分钟到北京,赶上要联系的人刚到班上,省得跑冤枉路。有时为了等一个人或文件,就得拿出十二分的耐心。在石家庄等省政府向国务院和民政部“关于迁安市撤县设市的报告”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此报告早已拟就,陈立友副省长批示:“请连松省长阅定”,正赶上叶连松省长赴南方考察,要等到10天左右。当时陈副省长的秘书告诉我们,说叶省长今天晚上要回来,等我们次日一早赶到省政府一打听,说叶省长一早上山东老家清明祭祖去了。又等了四天,才接到这份文件。在赶往定州114师找孙主任那天,早饭都没顾得上吃。为了节约开支,在没有客人的情况下,基本都在路边小吃部就餐,三个人轮流付饭费。住宿经常是饭店地下室。就这样,我们3个人从来没报销过一分钱差旅费。但我们心里清楚,我们的责任,就是全县人民的期盼,是县委、县政府的重托。
撤县设市已经走过了16个年头,迁安市72万人民,正沿着党的十八大指引的方向,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向前,为早日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作者时任迁安县民政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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